张居正看上去心情不错，书房窗户支开半扇，映着府后竹林，墙上壁挂水晶灯罩做出磨砂，发出微弱亮光，映出户部尚书王国光掌中烟斗缓缓燃烧的烟雾。
在陈沐眼前，桌案上摆着层层叠叠三四十册书目，为王国光执掌户部与侍郎李幼滋等人合力编撰的呕心沥血之作，名《万历会计录》，包容整个帝国财政的秘密。
“这套书以地域，先全国、后以省冠府，以府冠具；以数额，以总数冠分数，以分数合总数；以收支，先全国田粮旧额岁入岁出总数，次省府州县分数，次边镇饷数，次库监，次光禄，次宗藩，次职官，次俸禄，次漕运，次仓场，次营卫俸粮，次屯田，次盐法，次茶法，次钱法，次钞关，次杂课。”
张居正收敛精细修剪的胡须对陈沐夸奖道：“王公编修此书，当得此代奇伟功业！”
“当今只差一步，海外各地情形、物产物价，这就不能依靠王公，朝廷还需仰仗靖海伯。”张居正说着转身从桌案摸出两本书向陈沐的方向轻推，道：“我太祖皇帝曾言，民商工农贾子弟多不知读书，宜以其所当务者直辞解说，作务农技艺商贾书，故命儒士做了这些书。”
陈沐微微垂目，张居正推过来的两本书名叫《商程一览》与《水陆路程宝货辨疑》，这两本书他知道，几乎是国中的行商手册，甚至视为明代商人教科书也不为过。
但是……陈沐面露不解，诧异地脱口而出道：“太祖皇帝，不是重农抑商？”
张居正瞟了陈沐一眼，面无表情，待转向王国光时才露出笑意，沉寂片刻甚至让陈沐以为自己说错了话，这才转过头来道：“朝野之间，凡事必尊祖宗之法，你知为何？”
“天下战乱之际，我祖宗起兵北逐元寇，光复中国，生民飘零之时，人丁冻饿，田尚且不敢耕作，即便重商，又何来财货？天下初安，祖宗即鼓励商贾，但这并非你说的重农抑商或重商抑农，是因早先重商则伤农、而后重商可利农——所谓祖宗之法，便是如此。”
陈沐连连点头，拱手道：“在下受教了。”
紧跟着他说道：“阁老与王公放心，编海外会计录，就由北洋军府代为完成，分至西洋、南洋、北洋，为期五年，五年内将寰宇诸国物价摸清。”
其实张居正说的道理对陈沐来说没什么受教的，真正让他感到受教的是朱元璋、是掌权者所做之事的出发点与心态——有些人恣意而为，而有些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政策上的权宜，并且能做成。
“稍后专有一套用于北洋的电报密文交你，工部电报还有些事，晚些时候再说。”张居正缓缓颔首，探手对王国光道：“还请王公继续说吧，靖海伯精于财务，或当有谋国之见。”
陈沐并不这么觉得，他摊开万历会计录在桌上，分外乖巧地坐好，等待王国光说出下文。
“老夫编去岁赋税，以河南、陕西两省，与南直隶为例，税法本色折银一事，户部诸曹曾议，以为全国通行钱法本色可折银之后，应当是边鄙之地折银少，仍上本色；富贵繁华之初折银多，少交本色。”
这里的本色指的便是所谓的实物税，陈沐皱起眉头，瞄了一眼张居正，发现他同自己表情一样——难道不该是这个样子么？边鄙之地哪儿来银子？
“恰恰相反。”
王国光摇头，抬手指向桌上书籍，道：“去岁，折银最多之地为陕西，其次山西，再次河南，余集诸省交解账目，观之情形甚为疑惑，折银价高低不一。以河南为例，其省中有二县受灾，运粮四千二百石，其中三成折色，整个河南的赋税，折银四成之多，陕西则高至五成。”
“在江南，折色仅为一成。”
户部尚书放下烟斗，抬起一根手指道：“收账目、召官吏，与同僚多般议事方知，江南商贸繁荣，百姓多种丝绵，米价也比北方便宜，他们更乐于交本色；而北方诸省以农事为生，边鄙穷困之地，百姓耕作稍稍受灾，则本色则不足交付赋税，便要折色。”
没有问题啊？
张居正点头道：“这正是让北方百姓更加便利，其地米价粮价更高，折银有利百姓。”
“但过去民解民运，赋税难急在粮长；如今官解官运，赋税难急全在百姓，贪、扣、剥、耗，四急之下，本应交银一两、朝廷也只能收一两，当然实则户部只能入帐见不到这一两银，但百姓却要费二两甚至三两才能交上，此则为重税。”
“百姓越贫困，越需折银上税，越折银上税，则越贫困。”
“单单如此，还不是问题所在。折银依赖商贾、地主那些富贵之家，主要为粮商，待到官府收税则粮价变低、伤及农户；收完税粮价涨高，再伤农户，这是平时人心趋利，天性使然。”
张居正的眉头皱起来，王国光却没有停下，他的语调更为沉重。
“待到乱时、战时，商贾、粮商乃至饭饱衣足的寻常之家，凡有金银者，必要屯银傍身以避宗族之祸的阁老。”
作为大明朝首屈一指的财政家，户部尚书王国光仿佛穿越时空看到数十年后的情景，他的语气缓慢而忧虑：“市面银少，银贵粮贱，天下各地富人少穷人多，交上税者少欠税者重，凡有内忧外患，国朝用兵需银粮，可银两不足用，再束手无策……”
“对外束手无策便要加派税饷，加练兵饷、加用兵饷，百姓本已交不上税，便要落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