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礼是张璁的强项，他精通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对此有过深入透彻的研究，还撰写过《礼记章句》一书，他抓住这次政治机遇，挥议礼的学术优势，于七月初的时候，向朱厚熜呈上了《大礼疏》，提出了与朱厚熜观点相一致的主张。
疏中是这么说的：真正的孝子，最重要的是尊敬双亲，尊敬双亲最重要的是要天下都照行，陛下嗣登皇帝位，即议追尊圣父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这是最大的孝道。
廷议结果拿汉定陶、宋濮王的故事，说继承了皇位就应该为人之子，不得再顾私亲，天下哪有无父母的国君呀？汉哀帝、宋英宗虽固定陶、濮王子，然而成帝、仁宗都是先立为嗣，养在宫中，其为人后之意是众目昭彰的，所以说师丹、司马光的言论在当时是可以的。
现今武宗无子，大臣遵照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为皇帝，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并没有要您成为人后之子，则陛下登基，实际上是继承祖宗之统，与预立为嗣，养之宫中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大礼规定‘长子不得为人后’，圣父只生下陛下一人，为了天下而为人后，恐怕自此将断绝父母之义，所以说在陛下尚未入继祖业就废弃尊亲是可以的，而入了继统再说为人后，以自绝父母亲则是不可以的。
再说统与嗣是根本不同的，嗣是非得父死后，儿子才能立，汉文承惠帝后，则以帝继，宣帝承昭帝后，则以兄孙继，如果必须剥夺父子之亲，另建父子之号，然后才叫继统，那么古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都不能称为继统了吗？
臣以为今日之礼，应另外立圣父宗庙于京师，公开张显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父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啊！
朱厚熜看完这《大礼疏》，豁然开朗，无比畅快，大声地说：“好，好啊！此论一出，朕父子得恩义两全了！”
这《大礼疏》的横空出世，更加坚定了朱厚熜为父母争得大礼待遇的信心，因为这疏文不但给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将杨廷和引为法宝的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故事，与他继统皇位这事儿，严格区分开了，往后要是还有谁再把这两件性质根本不同的继位之事再往一起扯，那就显得有点可笑了，换句话说，就是他已经掌握了可以驳倒杨延和等人的利器。
于是，他立即把已掌握的利器放了出，并宣谕阁臣说：“这一理论才是真正的遵祖训，据古礼，你们啥都不懂就不要瞎说了，那是在害朕！”
杨廷和看完张璁的上疏，将它丢到了一边，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书生焉知国体”以后，便将张璁的疏文封好退了回去。
说实在的，杨延和也有点太较真了，自从朱厚熜登基以来，朝中所有大小事宜，朱厚熜都是顺着他这个辅的意思办的，唯有在对待父母尊称这件事上，朱厚熜想自己做回主，可他就是不卖朱厚熜这个面子，他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礼尚往来，而是被一样东西给束缚住了，那就是礼，后世的中国，礼基本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古代，人们是很重视礼这个东西的。
儒家宣传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
儒家认为，人人都要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这样便可以‘礼达而分定’了，即理想的社会秩序可以维持，国家可以长治久安，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会‘礼不行则上下昏’，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了礼治的口号。
礼治，就是要以礼仪制度和道德为准则，统治人民、处理国事，在中国古代，礼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礼又不同于真正的法律，俗话说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这个理通礼，也就是咋说都行，只要能说得通。
所以杨延和完全没有必要固执已见，他有些太过于迂腐了，他要是不这么较真，能放弃他认为正确，并一直坚持的礼，支持朱厚熜认为正确的礼，那就不会因小失大，误国误民了，因为再这样斗下去，会使他与朱厚熜形同陌路，最后被削官为民，而他在武宗驾崩之后，推行的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也将会被中断，这孰重孰轻，显而易见，但或许他认为礼要比国事重要，又或者是他认为他能够掌控得了朱厚熜这个小皇帝，总之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他是想一条道走到黑了。
杨延和将张璁的疏文退还给朱厚熜以后，随即去了张太后那里，他先是向张太后禀报了一下《大礼疏》的事情，以及朱厚熜对这份疏文所持的态度，然后对张太后说：“太后，这礼关系到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不能遭受到破坏，老臣的意见是，还是要坚持廷议，太后您的意思呢？”
张太后比杨延和更在乎这礼，要是按朱厚熜的意思，将蒋王妃奉为了太后，那她该何去何从啊：“杨爱卿说的很有道理，臣的意思办吧，对新帝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