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刘山和贾诩掌握的暗探暗中探查的结果，保守估计，从建安五年初开始，到建安六年秋收后为止，假借商人的身份，从江关那里进入到益州境内的各学派士子足有上千人至多，若是再加上那些愿意接受金珏手下安排的，加起来已经超过三千人了。
这多少都有些超出金珏的意料之外。
金珏当然是希望，曾经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各学派的士人，除儒学之外，其他各学派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这样的话，他治下的思想、科学技术，他自己所掌握的后世那些非常先进的知识，都能够有学派的学子去学习，去掌握，并将之推广开来。
相反，金珏深知，他的那些思想和知识，在绝大多数儒生的耳中，眼中，全都是歪理邪说，全都是xie教，全都是应该被连根拔起，并将之彻底铲除的、对儒学有着巨大破坏力的邪恶思想。
同陈登不被限制自由之后，在徐州境内所做的一样，这些非儒学的士人，所有人全都借助商队的身份，在益州境内的各个郡县之中游走。
借助这个机会，他们几乎全都是花了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时间，在益州境内盘桓，就是想要看一看金珏在益州境内施行的新政，尤其是一些远远背离大汉传统，背离了儒学传承数百年的传统治理地方的方式和方法的新政，究竟能够给益州中部地区，尤其是三巴境内百姓生活的具体变化。
为何是三巴境内的百姓生活的变化显得更加能够吸引这些非儒学士子们的注意力，而不是经济更加发达的三蜀地区呢？
原因很简单，只有真正精通政务的、真正了解益州境内真实情况的人才知道，三蜀境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原，汉人的总数量要远多于蛮人的数量，故而，这里的百姓更加易于治理，华夏百姓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是优点，就是谁能够给他们饱饭吃，谁能够让他们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他们就会忠于谁。
刘焉和刘璋父子担任益州牧的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其实待益州境内的百姓还算是不错的，至少比旁边的荆州牧刘表做得强出不少。
但是，金珏接管益州中部地区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片区域内的百姓，其中大部分就已经差不多将刘焉和刘璋父子二人在益州的过往全都忘了。
不是百姓们善忘，而是以往地方上的百姓们都未必会知道，益州牧究竟是谁。
老字道德经中说表述的那种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起码在益州境内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没有金珏的话，不少百姓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自己住过的村子。
相反，金珏接管益州之后，用了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在益州境内完成了两项超大的工程，不，应该说是三项，金珏用‘撒豆成兵分计划’将十余万蜀郡驻守的成都城用了极短的时间便将之迫降了，也因此，益州百姓将成都城外至今还残留的用来围困整座城池的壕沟、地堡和土围墙，也视为一大工程。
另外两大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益州境内，用于贯通三巴三蜀，南中地区和汉中郡的新的官道，而这种新的官道，被金珏命名为马路。
另外一个，就是新都城的外城城墙。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依然没有让百姓，尤其是为了秦国统一天下付出过巨大牺牲的秦国今年境内的过上安稳的生活，为了满足秦始皇个人的野心和私欲，无休止的徭役不仅困扰着秦国之外的六国遗民，也同样困扰着秦国境内的百姓。
这就是秦始皇死后，大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本原因。
可是，金珏现在还只是一个独占一州之地，实力只能排在中间位置的地方军阀，他在益州境内，主要是中部三巴三蜀六郡境内也同样是大兴土木，可偏偏他非但没有因此而大失民心，反而因此更加得到了益州境内绝大多数百姓的拥戴。
关键就在于，秦始皇是在役使，不，更加准确的说，整个大秦朝用徭役的方式，奴役其治下每一个百姓。
不仅仅只是在秦朝，实际上，大汉朝每一任皇帝也同样都是在用同样的手段在奴役其治下的每一个百姓，只是两汉王朝的每一任皇帝在使用徭役的时候，频率没有秦朝那么频繁，故此，才会让百姓们可以选择暂时忍耐。
可偏偏，金珏才刚刚掌控益州，并且，还是在没有完全掌控益州全境的情况下，连续大兴了两项特大重要工程，百姓们却欣然参与，没有丝毫的怨言。
这些非儒学的士人们其实根本就不用探究其中的所谓奥秘，金珏用了一个极为浅显的方法，解决了从古至今困扰统治者的一个大难题——花钱顾工，而非强行让百姓们参与官府的重大工程当中去，如此一来，既能够解决一部分百姓们的生计，同时，有可以避免那些将那些不愿意参加这项工程中来的百姓进入其中。
强扭的瓜不甜，一些有本事的农夫，单靠种田便可以养活全家，而有些有手艺的农夫，尤其是各个城池里的工匠，就更加不需要参与到官府工程当中赚取工钱养家。
这就是所谓的各取所需，各司其职。
其中有两个要点，非强征，不白用工人。
但是，金珏的这种做法还开创了一个从古至今官府征调民夫加入工程，还必须付给百姓们工钱这个从未有过的先例。
在丝毫没有耽误民生的情况下，这两项实际上并没有扰民，却养活了三巴三蜀境内不少贫困人家的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