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看书>军事历史>承包大明>第五百四十五章 改割

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也有谁能够想到,徐继荣会成为这场改革序幕中的最大赢家。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以内阁为首的大臣们,乃是最大的输家。

他们不但被郭淡打脸,而且还被皇帝教训。

真是内忧外患!

可奇怪的是,唯独内阁不这么觉得。

内阁方面觉得自己是坐收渔翁之利。

因为大臣们开始又围聚在内阁的周边,这歪门邪道弄不死郭淡,反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成功。

不然的话,别说商税会被郭淡抢走,就连他们官员的统治地位都将会受到冲击。

他们甚至都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感觉。

然而申时行为了改革成功,也做出巨大的让步,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比较低调,并未直接出面主导,而是交由王锡爵和王家屏来主导,王锡爵是跟他一派得,但是王家屏可不是。

虽然王家屏在朝中有着不错的声望,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与同僚的关系,从来就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人,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敌,目前还是长子朱常洛得老师。

但他自身的德行,修养,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王家屏是山西人,不是属江南派系,在整个内阁中,就他一根独苗,虽然余有丁也不是申时行的人,但余有丁也是江南人。

许多大臣都希望王家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住申时行。

不让申时行去整合内阁。

他们就是防着再出现一个张居正。

这也是申时行退居幕后得原因,他知道如果他站出来主导的话,朝堂上可能就不会那么团结。

李植他们是不可能支持申时行的,毕竟之前已经斗得是水火不容。

当然,申时行也不是弱鸡,为国为民为君,就甘愿把自己的权力放出去,他虽然不主导这事,但是任何事还是得经过他的批准,因为他把六部控制在手中。

而王家屏和王锡爵年纪相差不过一岁而已,另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张居正生前反对过张居正,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他们也都曾为张居正说过话。

他们反对张居正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但同时他们支持张居正的改革。

光凭这一点,足以看出,他们两个内心还是属于改革派,认为明朝必须得进行改革,否则的话就是在坐以待毙。

在稳定住朝堂内部之后,王家屏和王锡爵就开始商量如何改革。

虽然只是说改革关税,但是这改革的扳机一旦扣动,那不可能只是改革关税,这只是一个药引,但是这第一步倘若都没有走好,那后面的也就无从谈起。

故此二人对此是显得非常谨慎,他们没有急于召开会议,商量如何改革,而是两个人先私下沟通,确定一个大方向。

“我朝商税虽低,但是各地官府针对商人的苛捐杂税却是多不胜数,这河道要收费,过桥也要收费,到市集上还得交税,统统都算起来可是不低呀!”王锡爵道。

王家屏点头道:“言之有理,当年张居正改革,多半是针对赋役,然而,统一赋役,令许多百姓不用服劳役,农闲之时,还可以去做工或者做买卖,促进了工商业发展,但是张居正当时并没有针对商税进行改革。”

王锡爵道:“而繁杂的商税,不但给商人和工匠,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令朝廷也是得不偿失,因为这些税入多半都没有进入国库。我私以为,若要改革关税,首先第一步就是将商税化繁为简,由朝廷专门派人征收。”

“繁杂”意味着中央没法控制,道理很简单,朝廷是不可能派那么多人去收税的。

就说这过桥费,那肯定是当地官府,或者有势力的士绅在收,这钱是不可能进入国库的。

化繁为简,由朝廷专门征收,这恰恰就是王锡爵一直以来得主张,其实也是张居正的主张,就是加强中央权力,如此中央拟定的政策,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

王家屏叹道:“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也跟张居正一样。其实这种种关税,针对的都是一些小商人,而那些大富商,多半可都是有背景的,他们往往是连一文钱都不交。

我在卫辉府的时候,曾问过一些商人,为何要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赶来卫辉府做买卖,原因就是如此,一旦朝廷要加派税收,首先遭殃的是普通农民,其次就是这些小商人,工匠。

如潞王府事件,当时整个卫辉府都被洗劫一空,但那些大地主、大富商不但安然无恙,反而借机兼并不少土地,大发横财,若是由朝廷统一征收,那么我们势必会面对这个问题,若那些大富商、大地主都不交税,那此番变法必然失败。”

许多人说明朝商税收的少,导致国家没钱,其实不是,明朝的商税问题,根本就不在于税多税少,而在于交与不交,这跟农税是一个道理,大地主、大富商都不交税,税收都压在农民和小商人身上,每回加派税收,洗劫的都是普通农民和小商人,那些大地主和大富商只要不犯政治上的错误,个个都是岿然不动,有时候他们跟朝廷一块洗劫,有时候在后面怂恿那些小商人、工匠跟朝廷作对。

这就是关键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百姓们都不看好朝廷改革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如果改善税制,其目的是要减轻所有人的负担,那谁来都行,乞丐都行,我上去就全免了,那除了统治阶级之外,绝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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